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战争中，有一位传奇式的女英雄。她在近80年的革命生涯中，历经坎坷、饱受磨难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卓越贡献。她，就是前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副院长谢飞。

在200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60周年前夕，记者慕名来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拜访了谢老。走进宽畅明亮的客厅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1957年1月15日，毛泽东主席在接见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员时，与谢飞亲切握手的大幅照片；左边是海南省电视台赠送的条幅，上书“长征英雄海南女杰”8个大字。96岁高龄的谢老依然腰板硬朗，步履稳健，亲切而慈祥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微笑。刚一入座，谢老便缓缓地与记者聊起了她近一个世纪的风雨人生……

谢飞，1913年2月出生于广东文昌县（今海南文昌市）湖山区茶园村。她是谢德富第8个孩子，家人称她为“阿尾”。上小学时，父亲给她取名谢琼香。长征时，战友们亲切地叫她“阿香”。她与刘少奇结婚后，改名谢飞。

由于家境贫寒，谢飞5岁就在村后山坡上放牛、割草。她8岁上学，1924年考取海南公学，受到革命思想熏陶。1926年9月，考入省立第六师范，次年2月入团，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34年夏天，谢飞秘密到达瑞金。这年10月，在错误路线指导下，中央苏区8万多红军迎战蒋介石50万军队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利，被迫进行长征。

30名女红军随8万红军将士转移。她们个个是精英，最小的钟月林19岁，最大的蔡畅34岁，谢飞21岁。女红军编入卫生部干部团。

1934年10月16日，中央纵队跨过于都河向西行进。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，到处造谣。谢飞和战友们一路行军，一路宣传党的政策，撒播革命火种。她们虽不直接参加战斗，但同样面临生死考验。

中央红军在湘江遭遇蒋介石各路重兵的前堵后追。为冲出一条血路，红一军团打前站，三、八、九军团在两翼打击拦路的敌人。12月1日拂晓，敌机轮番轰炸湘江4座浮桥和红军队伍。黄昏前，谢飞所在的干部团在警卫营、五军团的掩护下，跟随中央纵队渡过湘江。

1934年12月，中央红军进入贵州黎平县城，沿街满目凄凉，老百姓的血汗都被国民党榨干了。谢飞和战友们慷慨地打开挎包，挑出心爱的衣服、毛巾和日用品送给老乡。1935年1月15日，著名的遵义会议召开，成立了由周恩来、毛泽东、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，全权指挥军事。董必武向女红军传达了会议精神，谢飞和战友们听后，个个精神振奋、斗志昂扬，与中央红军一起四渡赤水，摆脱了围追的敌人，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。

1935年5月下旬，中央红军来到大渡河安顺场。从安顺场到泸定桥320里，上级命令3天赶到，休养连的女红军踩着羊肠小道飞奔。这时，谢飞发高烧，嘴唇泛起白泡。董必武牵着小白马说：“阿香，骑上我的马。”谢飞连声说：“不行！不行！我能撑得住。”她在战友的搀扶下，拄着拐杖紧跟队伍，上山一步一步向上挪，下山两手撑在地上，一步一步向前滑。董老看着谢飞实在走不动，命令她骑上小白马。谢飞骑了二三里地，又坚持下马自己走。谢飞回忆说：“在最困难之时，骑过董老的马五六次，董老有救命之恩啊！”

快到泸定桥时，大雨如注，山路崎岖狭窄，战士们三步一摔，五步一跌，队伍简直在“滚进”。有的战友担心谢飞过不了泸定桥，提议将她寄在老乡家。“寄”是一个很敏感的字眼，意味着失去部队，失去战友。“不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就要跟着红军走到底！”倔强的谢飞泪珠已在眼眶里打转。休养连领导点头了。但是，大家都为她能否过泸定桥暗暗捏了一把汗。

看着不远的泸定桥，谢飞咬着牙站起来走几步又跌倒。她想了个办法：由低处向高处时，就爬；由高处向低处时，自然下滑；爬不动滑不动时，将两手撑在地上，屁股填得厚些，在地上磨、拖……部队过了2个小时，她才爬到桥边，往下一看，眼前直冒金花。她鼓足勇气爬到桥头，咬紧牙关，稳住心神，坦然地伏在铁索上，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。每蹭一点，虚汗一大片，半个多小时后，谢飞终于蹭过了泸定桥。又过了2个小时，她以惊人的毅力赶上了队伍，化险为夷。

第一座雪山是夹金山，海拔4000多米，人迹罕至，禽兽无踪。上山前，谢飞和几个战友到小山村买了些红辣椒、生姜和大蒜。谢飞将上级发的羊毛和棉花缝在两件单衣中间，她就是靠这件“羊毛衣”翻越了5座大雪山。

谢飞和战友们踩着先头部队的脚印往上爬。海拔不断增高，空气更加稀薄。积雪已没过膝盖，上是陡壁，下是深渊，稍不小心就会踩空。谢飞背着步枪、米袋艰难地向上攀登。快到山顶时，突然乌云翻滚，狂风大作，雪片和冰雹劈头盖脸打来。大家冻得发抖，谢飞她们赶紧口含生姜，拚命往上冲，终于登上了山顶。下山时，谢飞和战友们坐“土飞机”似地向下滑，好不容易来到夹金山脚。就这样，红军又陆续翻越梦笔山、长板山、打鼓山和仓德山等大雪山。

1935年7月中旬，中央红军到达四川松潘毛儿盖，从毛儿盖往北走就是数万里的水草地。过草地前，每个人筹足了15斤干粮。

8月21日，右路军离开毛儿盖，进入松潘大草地。浓雾迷蒙，一天数变，忽来一阵风，时而一阵雨，继而一阵冰雹，变幻莫测。谢飞没有帽子，只能头顶脸盆，在风雨中前行。大家的粮食吃完了，就被迫吃皮鞋、皮带，挖野菜、尝百草。经过七天七夜的艰难跋涉，他们终于走出了茫茫水草地。这段艰难的经历，她终生难忘。

1935年10月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。

对于单身女红军的婚姻大事，大姐们看在眼里，记在心头，热心牵线。渐渐地女红军们都各自有了小家。刘英嫁给了张闻天，钟月林嫁给了宋任穷，谢飞经邓颖超牵线，嫁给了刘少奇。

谢飞回忆道：“一天，邓颖超给我看一封信，是少奇写给邓颖超的，大意是邓大姐曾许诺帮助解决个人问题，现在自己有了意中人阿香，请大姐做媒。”谢飞看信后，往事涌上心头：在中央苏区就见过少奇；过草地时，和少奇第一次说话；在以后的长征路上，经常得到少奇的帮助，目睹了少奇关心同志、严于律己的品质，敬爱之心油然而生。如今，邓大姐提出婚事，她双颊飞红，害羞地点了点头。

这一天，少奇和谢飞凑了几元钱，买了一点酒和花生，在邓颖超主持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。毛泽东、李维汉和周恩来等10多位中央领导高兴地前来贺喜。她和少奇结婚后，改名谢飞，但人们仍习惯地叫她阿香。

当时，少奇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，谢飞在工农检察部工作。谢飞经常陪刘少奇到工厂视察。瓦窑堡会议后，中央决定谢飞陪同少奇去华北，加强北方局的领导。

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设在天津法租界理惠兴德成衣铺楼上。白区地下工作环境险恶，随时有生命威胁。少奇公开身份是“周教授”，谢飞是“周太太”。少奇运筹帷幄，管辖北平、天津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北、热河、察哈尔……黄河以北的各省市党的工作。少奇夜以继日地工作，累了，谢飞悄悄送上一杯新茶；少奇写的文章，谢飞是第一个读者；谢飞负责管理机要文件，传递信件，同时，精心保护少奇的安全。在少奇的领导、谢飞的协助下，华北抗日局面迅速打开，扩大了党的影响。

根据六届六中全会“巩固华北，发展华中”的战略方针，中央决定少奇兼任中原局书记，统管长江以北河南、湖北、安徽、江苏地区党的工作。

河南确山县竹沟镇，被誉为中原抗战的摇篮，有“小延安”美称，是我党的红色根据地。少奇于1939年1月抵达竹沟，立即组建了中原局。不久，从马列学院毕业了的谢飞奔赴竹沟，任中原局组织科科长，协助刘少奇工作。后来，谢飞出任鄂豫皖区党委委员、舒（城）无（为）地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。她着力加强组织建设，开办党训班、组织发动群众、发展抗日武装、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。

1940年秋，谢飞受少奇重托，渡过长江到皖南军部给项英送信后，由于日伪军封锁控制了交通要道，谢飞过不了长江，从此与少奇中断了联系。谢飞自打和少奇同志分手后，一直未婚，也没自己的孩子。

此后，谢飞就任路东特委宣传部长兼江南社副社长、《大众报》负责人。谢飞带领江南社同志穿梭在水网地带，泛舟于芦苇荡中。她和编辑们一起调查研究，亲自写评论，宣传中央抗战方针，报道抗日成果。江南社办的《大众报》和《江南》半月刊，对苏南地区的抗日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1942年底，谢飞等一批优秀干部被派往浙东，谢飞任余上县委书记、浙东纵队余上特务营政委。谢飞在与日伪军的作战中指挥果断，有勇有谋。其中有一次战斗就消灭敌人100多人，俘虏顽军大队长以下30多人，缴获机枪1挺、步枪40多枝、子弹1000多发。被誉为敌人闻风丧胆的“谢团长”。特务营也由原来的200人，扩大为600多人，成为新四军浙东纵队实力最强的部队。

1949年5月，谢飞从东北调到北京，任华北革命大学三部副主任，后来又出任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主任，满腔热情为新中国培养经济建设人才。完成专修班的教育任务后，谢飞为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，于1953年考取人大法律系研究生，继续深造。

1957年2月，谢飞研究生毕业，被周总理任命为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，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法学教育家。她手捧任命书，百感交集，许多往事涌上心头。她深知，加强法制建设任重道远，这副担子无论多重也要挑，因为这是党和人民交给的担子。

1957年1月15日，毛主席在接见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员时，同谢飞亲切握手。

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晚年的谢飞继续为革命忙碌着，1984年6月，年逾古稀的谢飞就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顾问。她曾担任第六、七届全国政协委员、公安部咨询委员、海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联谊会名誉会长、中国宪法学研究会顾问、北京新四军研究会顾问、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浙东分会名誉会长等职。1991年9月，为表彰谢飞对公安、法学教育工作做出的卓越贡献，公安部授予谢飞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奖章。

来源：海南日报

【编辑：庄观伟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