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印度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，今年8月，印度净外国直接投资（FDI）罕见跌至负值，为-6.16亿美元。这一数据揭示了在“增长最快经济体”“人口第一大国”“镀金时代”等光环之下，印度正面临资本悄然“出逃”的沉重现实。
印度的外资撤离并非偶然。2024—2025财年，印度净FDI从上一财年的近100亿美元骤降至3.53亿美元，同比暴跌96.5%；至2025年5月，净FDI更跌至仅3500万美元，同比下滑98%。分析指出，这一断崖式下跌主要源于外资大规模撤资与利润汇出，叠加本土企业加速对外投资。而印度央行竟然将其解读为“市场机制成熟”“流动性增强”的信号，企图掩盖外资对印度长期信心不足、倾向于短期操作的事实。
印度何以沦为“外资坟场”？答案或许藏在“印度制造”这一宏大叙事背后的现实落差之中。
自2014年启动“印度制造”计划以来，印度政府着力改善营商环境、推出行业激励政策、完善基础设施，试图借助人口红利、市场潜力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东风，实现“世界工厂”之梦。然而，十年过去，“印度制造”仍是镜花水月：制造业占GDP比重不升反降，就业拉动远不及预期，外资“引得来、留不住”的窘境持续凸显，吸引力甚至不及越南、泰国等东南亚国家。究其根源，印度经济生态与治理体系中存在的结构性障碍，构成了投资环境的系统性缺陷。
其一，法律与监管环境高度不确定。印度法律体系素有“高标准立法、普遍性违法、选择性执法”之名。其法规体系庞杂、内容模糊，在商业与经济领域存在大量涉及刑事处罚的条款，极大推高企业合规成本与运营风险。政策层面，政府在关税、外资持股比例、环保标准等方面频繁变动，中央与地方对法规的解释时有差异，令投资者难以形成稳定预期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印度对外国企业“选择性执法”渐成常态，多家知名外国企业在印度遭遇监管挑战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印度政府信誉，加剧外资对资产安全与投资回报的担忧。
其二，行政效率低下，程序繁琐拖沓。在印度，企业从设立、运营到扩建，均需跨越诸多审批环节，获取多个部门的“无异议证明”。繁复的程序、可能的审批延迟与腐败风险，均显著推高了外资的时间与合规成本。以旨在吸引大型投资的“生产关联激励计划”（PLI）为例，其审批缓慢、补贴发放滞后的弊端饱受诟病。世界银行2020年《营商环境报告》显示，印度在“开办企业”一项排名第136位，需经历10道程序，耗时约18天——而实际耗时因文书复杂与审查效率问题，往往远超于此。企业退出同样艰难，注销或关闭子公司须经历漫长复杂的法律程序。据印度媒体统计，2014年至2021年间，共有2783家外资公司关闭在印度的业务；2018年至2022年间，退出印度的外资企业数量甚至超过新进入者。
其三，基础要素制约突出，用地与用工问题难解。印度土地所有权记录混乱、产权争议频发，加之征地法律严格，使工业用地获取极为困难，常引发法律纠纷与社会抗议，成为制约制造业投资的主要障碍之一。劳工法方面，印度对解雇员工、裁员及关闭工厂设置了严格限制与复杂程序，极大抬高了劳工保护的门槛，使企业在经济波动或产能调整时缺乏灵活性，抑制了固定资产投资意愿。此外，印度的电力、交通、港口等基础设施仍相对落后，不少外资企业不得不自备发电设备、修缮道路，从而进一步推高运营成本。
总体来看，印度虽坐拥巨大的人口红利与市场潜力，却由于营商环境中存在多重问题，难以成为众多外资企业青睐的投资目的地。在全球化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，印度若不能尽快改善营商环境、重建外资信心，摘掉“外资坟场”的帽子，“印度制造”的雄心，恐怕终将沦为一场空谈。（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琴）
编审：高霈宁 蒋新宇 张艳玲
【编辑：郑景文】
